中国防疫史

《中国防疫史》序二

李经纬

 

中国疫病流行与防治的斗争，几乎与五千年中华文明同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内外交流渐趋频繁，加之兼并战争与反侵略战争，使国内外交流之规模逐渐扩大，疫病的流行也更加猖獗。特别是烈性传染病鼠疫、天花、霍乱由境外传入，给我中华民族以极大的杀伤。令人欣慰的是，对鼠疫，中国诗人师道南指出：“人见死鼠如见虎”，警示人们预防之；“老鼠过街人人喊打”，居民防鼠患意识日益增强；加之古代早已形成之灭蚤等环卫措施，使鼠疫在中国之灾难明显不如国外残酷。对天花，中国医学家在传入之初，便强调了“稀痘法”防治思想，尤以唐代孙思邈创造性运用中国“以毒攻毒”思想为指导，为病人接种脓毒以预防化脓感染性疖病，此法与人痘接种法十分接近。我们研究认为：用天花患者脓痂接种以预防天花的方法，应当也在此时萌发。必须指出，中国唐宋时期医家用以“稀痘”等防治天花的方药，数以百千计，无疑大大降低了天花的传染与病死率。再说霍乱，传入中国是19世纪初的事，我们历来有“病从口鼻而入”的警戒，数千年来一直很重视饮水、饮食卫生和环境卫生，又有防治消化道泄泻等疾病的丰富理论与经验积累。因此，该病在中国流行也不如境外之烈。与此相反的是，在国外，鼠疫一次流行能造成1／5甚至1／2以上人口的死亡，有的城市病死大半。天花肆虐使阿兹台克帝国2 500万人在10年内竟然死了2 000万人，致使帝国消亡。几个原有数百万人的印第安部落，由于天花肆虐而仅存数千人，甚至完全灭绝。霍乱之杀伤力较鼠疫与天花虽然小一些，但也属于烈性传染病，其死亡率在国外也比较高。欧洲历史上最悠久的王朝——哈布斯堡王朝竟因霍乱大疫而颓然倾覆，令人非常恐惧。

相对而言，烈性疫病传入中国，在中国人毫无免疫能力的情况下，不但未造成比其原发地严重的倾城倾国，而且由于中国人历代形成的先进文明和名医名术，与之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并在斗争中提高认识，在斗争中提高与改进技术手段，无论鼠疫、天花与霍乱，都没有造成如国外那样高的死亡率。

例如晋代葛洪开创了杀死狂犬取其脑，用以敷被其咬伤的人的伤口，预防狂犬病发作；以及用口服或外敷沙虱预防沙虱(恙虫病)等方法。这些探索虽然比较原始，但此尝试无疑应该是有效的，是免疫理论与技术之先驱。至于在与烈性传染病斗争中创造发明的中国人痘接种术，经俄罗斯、土耳其等传遍了世界各大洲，曾使华盛顿领导的独立战争得益……使天花的肆虐逐渐减弱。这个历史史实是任何人也无法否定的。中国人战胜疫病的历史记录是无上光荣的，无愧于灿烂的中华文明，也是对人类科学进步的重大贡献。

中国人防治疫病的历史经验与教训，有数千年的记述。从现代意义进行的总结与规律性研究，以论文发表而言，也有了百年的历史。如《医学卫生报》（1909年）发表的《肺痨传染史》，《中西医学报》（1910年）发表的《鼠疫之历史》，《东方杂志》(1919年)发表的《流行性感冒之历史研究》，《同德医学》(1922年)发表的《考痘(天花)》，等等。中国医学史研究之开拓者陈邦贤先生，于1919年完成了中国医学史上的首部医学编年史，即以专编论述了中国疾病史，并将传染病史列于首章，论述了鼠疫、伤寒、霍乱、痢疾、疟疾、天花等14种疫病史。陈先生还于1932年应聘在江苏医政学院开设讲授传染病史与防疫史的课程。这些开拓性的疫病史研究，发掘了许多史实，为我们奠定了方法学基础。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为国家消灭和控制传染病大政方针服务时，我和同事们一起曾对疟疾史、传染性肝炎史、痢疾史、流感史、天花史等进行了系统的古文献调研，积累了大量的史料，草拟了每种传染病10万~20万字的论著，在此基础上又发表了“述要”。80年代我又鼓励我的一个学生以《中国疫病史》为题，完成了硕士论文，同时她还完成了3000年的《中国疫病流行年表》，十分可贵。但令人十分遗憾的是，此类课题在20世纪的最后年代，几经努力仍未能得到立项与资助的机会，资料被束之高阁，激情渐趋冷落。然而，我始终没有动摇对系统研究“中国疫病史”重要性的认识，没有动摇全面探索中国医学家在战胜疫病卓越贡献方面的历史意义与现实价值的信念。因此，当我读到邓铁涛教授主编的《中国防疫史》一书，洋洋百余万字，上下五千年，有史实，有史论，内容丰富多彩，真是欢愉之心，无以言表。我衷心祝愿大作宏著快快出版面世，不折不扣地发挥其伟大的历史使命。也正因为此，我对邓老也更加尊重，他为我们与子孙后代又做了一件大好事。

近年来每每看到邓老为中医学发展正本清源，奔走呼号，身体力行，每每实现大手笔、大举措，无不令人感动而欲追随其后。现已90岁高龄的邓老，不但勤奋于临床疑难病证之治疗和研究，而且在不知疲倦地指导中医学博士与博士后之余，更是夜以继日地笔耕不辍。

邓老对我来讲，亦师亦友。我与邓老相识，起于20世纪70年代合作编撰大、中、小型中医工具书，至今已有30多年。在这30多年中，我向邓老请教疑难问题已算不清次数了，不但包括中医学内容，更有医史学难题。20世纪90年代，我特邀邓老参与和指导《中国医学通史》巨著编撰。因为邓老长我十多岁，他对中国近代医学史中的事件大多亲身经历，每每谈起令人感到似若亲临其境。如果说我在半个多世纪的耕耘中，曾有所成就的话，邓老是我事业之友，更是我事业之师。邓老30多年来每一次的举措，都鼓舞、鞭策着我的奋进、追赶与效法。

2006年春节前夕，邓老给我一函，嘱咐我为他主编的《中国防疫史》巨著写序。览读其内容，令我吃惊。90岁高龄的邓老，思维活泼敏捷，逻辑规范，井然有序，史实调研极其丰富，论述流畅，有理有据，使我们可以从中借鉴前人防疫非常光辉的经验，当然亦有教训。

《中国防疫史》一书结构科学，自先秦、秦汉至清代中、晚期，由中华民国至中华人民共和国，由香港、澳门到台湾，上下五千年之卫生、疾病、防疫法、卫生管理、疫情、疫病治疗医学，现代公共卫生防疫管理，现代卫生防疫指导方针、体制、防疫法，等等，条分缕析，历史发展脉络十分具体，光辉史实历历在目，重大发明与防治疾病之医理医法，尽显于读者眼前。特别是作者对2003年抗击SARS之总结，对中国政府高度重视，投巨资完善公共卫生应急体系的记述，十分有时代感。书中肯定了中国医学防治SARS的成功表现，这一事件为促成中国传染医学在世人面前再现辉煌拉开了序幕。

《中国防疫史》一书为我们借鉴中国古代防疫之成功经验与不足，提供了一面巨大的镜子。回顾20世纪上半个50年，在中国医学的发展中，由于错误的认知，在卫生方针上实行了全面西化的政策。中国卫生管理机构的某些官员，看不到也不愿意借鉴中国人自己千百年实践的真知灼见。中医界也无能为力地处在为中国传统医学求生存而疲于奔命、为保留而奋斗的境况下，从而失去了发展有中国医学特色的疫病防治、卫生管理模式的机遇。事实上，中国传统医学在对抗疫病方面早有系统认知，如讲究个人卫生和环境卫生、严堵病从口鼻而入、产格隔离、深埋疫尸、捕杀疫源、高温消毒衣物餐具……现代防疫卫生管理体制之种种举措，我们先人似都已有创造和应用。严重错误的是，近代防疫中卫生管理唯西方制度、经验技术为是，虽然有中医争议，有医史学提供古人经验，却被某些卫生官员视之为落后。他们虽然也承认中国古代医学确有成就，但不认为有借鉴意义。人们的头脑中，只认为西方的学术与管理体制才是科学的、现代化的。这种偏见长久以来始终未能得到科学的解决。我希望通过抗击SARS的经验总结，认真研究中国防疫史上的经验与教训，逐步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疫病防卫体制。

读《中国防疫史》书稿，感慨良多。邓老嘱咐我写序，不知何由而信笔写了许多往事，作为一名医史学者的感知。这些是我读了《中国防疫史》书稿后发自内心的真实感受，用以为序也许并非有失。